面对保费规模超3.5万亿的人身险市场，若是“一把抓”，或许会事倍功半。就像房地产市场有“因城施策”，人身险行业也将有自己新的一套分类监管规则。
3月18日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《人身保险公司监管评级办法》（下称《办法》），通过六大维度、上百个指标，全方位透视人身险公司综合风险水平，加强人身险公司分类监管，提高监管质效。
可能很多人对去年2月征求意见的《人身保险公司分类监管办法》还有印象，与本次《办法》名称不同，细则有差异，但整体思路相似，都是将人身险公司分类后，再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。
另一份保险公司“论资排辈”规则是去年10月发布的《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评估办法》，覆盖了所有保险公司，但只选出头部的、“大而不能倒”的公司，而本次《办法》是对人身险公司全员分类监管。
从细则涵盖的维度看，本次《办法》更具纲领性，首次将公司治理、偿付能力、资金运用、消费者保护等各领域的监管要求综合运用到一套风险监管体系中，评级依据行业数据和非现场监测、现场检查等掌握的相关情况，“掉队”的低评级公司会面临业务范围受限、限制增设分支机构乃至重组等“惩罚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监管评级结果并不公开，原则上仅供监管机构内部使用，人身保险公司应当对监管评级结果严格保密。
在低利率叠加权益市场震荡下，谁投资收益率稳住了？谁产品结构相对平衡、实现平稳过渡了？这些行业常见的比较项，往往也是市场给一家人身险公司默默“打分”的依据。监管给人身险公司的“打分”及分类更为重要，这关系到行业增强风险防控、提升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等。而“打分”分类标准就在这次《办法》中。
根据《办法》，监管评估“三步走”，包括评价单一维度风险水平、评定综合风险水平等级和特殊情形调整评级。其中“综合风险水平等级”在这套体系中较为核心，也更受关注，划分为1-5级和S级，数值越大风险越高，处于重组、被接管等状态的公司直接列为S级。
从历史案例来看，已有多家寿险公司有过被接管的案例。如2020年7月，华夏人寿、天安人寿被依法接管而后接管期又延长一年。还有更早之前的安邦保险集团，当中就包括寿险主体安邦人寿。还有2007年，监管第一次动用了保险保障基金接管新华人寿。
回到文件来看，此次监管“打分”分类的维度也更多，不只有公司治理、业务经营、资金运用，还包括资产负债管理、偿付能力管理和其他方面。权重最高的是公司治理和资金运用，比例均为22%，另外四个维度各占14%。
六大维度之外还有一个“加分项”，即“履行环境社会治理（ESG）责任情况”。在“双碳”战略提出后，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等主体普遍增加了这个考核点。《办法》显示，对开展绿色保险、普惠保险较多的人身保险公司，给予适当加分。
《办法》还设置了动态调整机制。例如针对业务激进扩张、关联交易风险等较突出的风险设置了相应阈值，一旦超过阈值，公司的风险水平将自动上调一个等级；如果六大维度中，有两个及以上维度的风险水平等级为“高”，公司风险水平也会上调一个等级。
获得这些“打分”分类依据，主要通过行业数据和非现场监测、现场检查等掌握的相关情况。其中在非现场监测方面，《办法》规定，非现场监管人员综合考虑监管资源的配置情况、人身保险业发展情况、人身险公司经营特点和系统重要性程度等因素，确定合适的风险监测频率。风险监测频率原则上不低于1次/月。此外，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结合定期监测情况，原则上每年对人身保险公司开展一次监管评级。
监管评估后，还会经过结果分析与反馈、督促整改等环节。说到“督促整改”，可能很多人对去年2月征求意见的《人身保险公司分类监管办法》还有印象，尤其是该意见稿中拟对低评级人身险公司采取的“惩罚”和限制措施，在当时是诸多媒体报道的焦点，具体包括限制分支机构增设、限制资金运用等。两份文件名称不同，细则不同，但整体思路都是对人身险公司分类后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。
本次《办法》依旧设置了“惩罚”措施。如对监管评级结果为3级的公司，就应适当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频率和深度；对评级结果为4级的公司，还应区别情形依法采取责令限期整改、限制业务范围、限制向股东分红、限制增设分支机构、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等监管措施；对评级结果为5级的公司，必要时应制定实施风险处置方案，可视情况依法安排重组、实行接管或实施市场退出。
本次《办法》有此前一些文件的“影子”、甚至名称可能被混淆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也是政策一脉相承的体现。
以《办法》中提到的非现场监测为例，为其“立规矩”的是2022年1月原银保监会发布的《保险公司非现场监管暂行办法》，提出制定适用于财产险公司、人身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风险监测和非现场监管评估指引，明确风险监测指标的定义及非现场监管评估的方法。在此基础上才有本《办法》出台。
而从内容覆盖的广度看，本次《办法》可称得上一份人身险公司“论资排辈”的纲领性文件。一位知情人士对媒体表示，以前保险公司的风险监测和评估散落在公司治理、偿付能力、资金运用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各个部门和相应的监管文件中，此次《办法》首次将各领域的监管要求综合运用到一套风险监管体系中，形成对人身险公司各类风险的全流程监测与评估。
“《办法》的出台和实施，将有利于落实”高风险高强度监管’的监管导向，合理配置机构监管资源，真正地落实分类监管要求K8凯发，引导人身险公司形成差异化发展的竞争格局。”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称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监管评级结果并不公开。《办法》显示，人身险公司监管评级结果原则上仅供监管机构内部使用。非现场监管人员应严格控制相关信息和资料的知悉范围，对监管评级结果严格保密。人身险公司也应对监管评级结果严格保密，不得将监管评级结果向无关人员提供，不得出于广告、宣传、营销等商业目的或者其他考虑对外披露。显然，《办法》对监管机构而言，有着更多动态摸底的意义。
事实上，从当前人身险业整体发展现状来看，《办法》的落地可谓事出有因，特别是在行业负债端改革深化、资产端承压的大环境下，很多资本金羸弱、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中小型寿险公司，正面临着“活下去”的考验。
如此之下，对于监管而言，怎样更好地、及时地防控人身险公司经营风险，将问题处置前置，显得至关重要。毕竟眼下很多存量风险也尚待进一步的拆弹、排雷。
从偿付能力维度看，据日前63家寿险公司披露的2023年第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，至少有6家偿付能力不达标，风险综合评级不达标成主要原因。最新一期风险综合评级中，C类有4家，分别为华汇人寿、长生人寿、合众人寿、渤海人寿；三峡人寿、北大方正风险综合评级为D。
当然，对于问题寿险公司的风险处置，近两年来在监管及市场力量的努力下，处置速度已显著加快。典型的如2023年华夏人寿变身瑞众人寿、天安人寿变身中汇人寿、恒大人寿变身海港人寿等。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随着风险处置的加快、问题险企逐渐暴露，作为“白衣骑士”的保险保障基金，其救助压力也在加大。据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官网显示， 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保险保障基金余额（汇算清缴前）2032.98亿元。其中财产保险保障基金1244.03亿元，占61.19%；人身保险保障基金788.95亿元，占38.81%。
据财新报道，有业内人士保守估计，目前保险行业整体已存在至少6000亿元的高风险资产。另据不完全统计，2023年有合计超过1200亿元资金投入用于解决高风险保险公司的问题。由此来看，存量风险处置尚待进一步攻坚之下，更需严防死守增量风险的发生，而此时《办法》的出台，便从源头给出了解决方案。
对于《办法》落地后的影响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也在答记者问时指出，文件增强了人身保险业风险防控的有效性。《办法》根据监管实践建立了风险信息库，用于对人身保险公司进行日常监测与监管评估，将提高人身保险公司风险识别和预警能力，做到早识别、早预警、早暴露和早处置。
这一点从特殊情形调整评级中即可看出，其中公司治理问题、业务激进扩张、偿付能力严重不足、净资产告负等均是监管重点。
近期，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场“部长通道”上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、局长李云泽在谈到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工作时强调，要下好先手棋，打好主动仗。进一步健全涵盖源头治理，做到对风险早识别、早预警、早暴露与早处置。
的确，更到位更全面的监管，应该不只有在风险发生后“补漏洞”的能力，前瞻性也很重要。有业内人士进一步分析称，评估人身险公司综合风险水平等级的六个维度和评估指标，整合了目前对险企监管的各个方面，可全方位、多角度、全流程地反映险企的经营风险，从而提高监管的风险预警能力，提升风险管理前瞻性。
除了早发现、早预防外，上述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进一步分析称，在提升人身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方面，《办法》在评估指标体系中特别引入加分项，体现了人身保险公司履行环境社会治理（ESG）责任所作出的贡献，引导行业通过普惠保险、绿色保险等，更好服务共同富裕、“双碳”等国家战略。
同时，《办法》能够更好地推动人身保险公司差异化经营。监管部门将根据监管评级结果，对各人身保险公司进行分级分类管理。分类监管的实施，能有助于引导人身保险公司形成与其风险水平相适应的发展模式，推动人身险业回归保障本源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其实，对于人身险公司的差异化经营支持，中小寿险公司更为渴求。近期就有市场声音提出，期待差异化发展得到监管的有效支持，特别是监管对公司架构和岗位配置方面，有进一步的变化空间。
总体来看，对于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经营风险，监管正在加大力度精准排雷、强化源头治理。李云泽也回应称，目前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存在风险，但在我国整个金融业中占比都很低。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在积极会同相关地方政府，精准施策，有力有序地推动风险化解。
